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

语言是精神存在之所，是生命的血脉；思想的有效性，取决于语言的有效性。语言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以民族精神力量为出发点，才可能解答那些最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语言构造的相关问题。写作者能否在汉语思想的世界立足，首先取决于他能否发挥汉语的人文特性，创造属于自己的文体。“毕达哥拉斯文体” 孜孜于汉语思想的创造，“在汉语中出生入死”，走向了未来之境。

“弹出自己耳朵听到的”

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1909—2005)在他的回忆录《旁观者》里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12岁那年，德鲁克误打误撞地听过一次美国著名钢琴家、教师和作曲家施纳贝尔(1882—1951)的教学课，受教的是一个叫利齐的14岁女孩(当时她已以技巧娴熟闻名维也纳)。坚称自己音乐鉴赏力不够好的德鲁克，也听出那女孩的技巧已非常高深。施纳贝尔也称许她的技巧。然而，女孩弹完两首曲子之后，施纳贝尔却对她说 ：“利齐，你知道吗，这两首曲子你都弹得好极了，但是你并没有把耳朵真正听到的弹出来。你弹的是你‘自以为’听到的。但是，那是假的。对这一点我听得出来，听众也听得出来。”利齐一脸困惑地看着施纳贝尔。

“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会把我自己亲耳听到的舒伯特慢板弹出来。我无法弹你听到的东西，我不会照你的方式弹，因为没有人能听到你所听到的。你听听我所听到的舒伯特吧，或许你能听出其中的奥妙。”

施纳贝尔随即坐在钢琴前，弹他听到的舒伯特。利齐突然开窍了，露出恍然大悟的微笑。施纳贝尔停了下来，说道 ：“现在换你弹了。”这次她表现的技巧并不像之前那样令人炫目，而像一个14岁的孩子弹的那般，有天真的味道，一种更为准确的美展现了出来，而且更令人动容。施纳贝尔转过身对德鲁克说 ：“你听到了吧！这次好极了！只要你能弹出自己耳朵听到的，就是把音乐弹出来了。”

技巧娴熟的演奏者和真正的高手之间的距离，不完全是关于技术的，而是与一个人的整体身心姿态有关。经过高手的调教，身心振拔，每一处都妥妥帖帖地对准了，一个境界便明明朗朗地显现出来，弹出了自己内心深处听到的音乐。

德鲁克说 ：“我对音乐的鉴赏力还是不够好，因此不足以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我突然发觉，我可以从成功的表现学习。我恍然大悟，至少对我而言，所谓正确的方法就是找出有效的方法，并寻求可以做到的人。”

多年后，德鲁克仍不能忘怀施纳贝尔的这次教学课。他在德国犹太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一本早期的著作里，读到一位1世纪犹太智者所言 ：“上帝造出来的人都会犯下各式各样的错误。不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对的。”德鲁克说，他这才明了自己当年无意中已经发现了这一方法[1]。

与音乐的表达一样，小说创作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技艺高超的写作者本人，或是由其设定的叙事者，会因其自身局限而对作品中的人物削足适履，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框范在写作者本人的道德或情感辖区，语言不过是被驾驭利用的表达工具，故事则为呈现不言而喻的道理甚至是所有道理而存在：小说叙事充满道德训诫或处处人为的痕迹，缺乏一种浑然之美——这是一条逐渐失去自己的道路。小说家应如何摆脱“匠气”，开启激动人心的语言之旅，把一双能倾听、辨别纷繁声音的“耳朵”所听到的“弹”出来呢？

“言语亦心学也。”(刘熙载《艺概》)话语交流是心的交流，其间有感觉、感情、信念、情感等相通的心灵活动。《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的编者威廉·范·俄康纳在该书序言里说，一个小说家“能帮助我们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或者不是这样知道的；使我们发现一些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与我们的行为和态度有密切关联”；一个小说家应当找到隐藏在动作里的主题，使这些主题成为活的东西，像一股强烈的电流，“他不应当预先知道他的题材的意义。他表现等待故事开展，逐渐发现他的主题。如果这本书写完以后，主题极清晰地出现，那么作者大概是隐匿了一些证据，写出来的是一套教训或是宣传品”[2]。

高明的小说家或叙事者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扎根在他的智识无法穷尽的现实领域，刺穿一个个自欺欺人之观念的钟型罩，以按其内在节律、自行其是的语言，唤醒或识别自己身上所拖带的世界，产生一种全景式的恢弘视野和如临其境的现场感。具备了随时转化、调整已知的一切的能力，现代小说家体验他所体验的一切，以其完整的、抵达某种极限的想象力，将零星、偶然、杂乱的日常生活编织或整理成有序的“一次经验”(杜威语)，让叙事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进行，赋予人物强有力的生命，从庸常生活之流中萃取那永恒不朽之物，或指向一些值得敬畏的、比自己更高的东西。

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 网址: http://www.ghyyjzzs.cn/qikandaodu/2021/0727/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