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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风与孟高棉语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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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宋朝孙穆《鸡林类事》记载高丽语“风曰孛缆”曾引起关于汉语“风”之语源的广泛讨论。林语堂（1924）[1]（P55），罗常培（1950）[2]（P105～106），应琳（1980）[3]，黄有福、崔虎城（1982）[4]，俞敏（1982）[5]，金永哲（1984）[6]，邢公畹（1980，1986）[7]（P523～547），张玉来（1989）[8]，邓晓华（1994）[9]等学者对此都曾作过研究。经过不懈努力，学者们分别在汉语、朝鲜语、阿尔泰语、藏缅语、侗台语、南岛语等语言之间找到一些“风”的同源词。然而他们所发现的这些语言事实，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很多是互相抵触不能共存的，例如邢先生说“侗台语‘风’这个字的声母，比照着汉语，似乎应该是*pl-(*bl-),可是我们遍找侗台系语言，这个字没有双唇塞音声母的痕迹”[10]（P262）；又据刘熙《释名》：“风，豫司兖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11]（P2～3），邢先生认为“‘风’在上古的-m尾后来变成-?尾，这是一个历时现象，但在汉代（可能更早）却是一个共时现象”[12]（P523），而无论是汉语-侗台语同源说，还是汉语-藏语同源说、汉语-南岛语同源说、汉语-阿尔泰语同源说却都说不明白“风”古音韵尾中为何有-m、-?的“共时现象”？以至于邢先生说：“‘风”字是一个谜。 ”[7]（P261）

关于 “风”字之谜，我们认为尉迟治平先生的“夷语走廊”之说确有一些值得借鉴的说法。其所谓“夷语走廊”指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东夷集团逐渐融入华夏集团，其或向北翻山越岭或向南徙水渡海的民族迁徙伴随着文化的传播和语言接触，从山东半岛往北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东北亚，往南至长江下游，然后或溯江西上，折向西南，直到红河流域，或沿海向南折至珠江流域，或渡海至台湾、南洋群岛，横贯太平洋诸岛形成的“夷语走廊”。“夷语走廊涉及古代的东胡语、高丽语、吴越语、楚语、南蛮语，阿尔泰语、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南亚语、南岛语，或许还有苗瑶语”[13]（P30），尉迟先生认为“‘飞廉’一词起源于东夷，语源是‘（疾）风’”，“‘风（飞廉）’呈线性地域分布，勾画出夷语走廊的轮廓。不是朝鲜语从汉语中借去 ‘孛缆’，而是汉语从夷语中借来了‘飞廉’”[13]（P33），“‘飞廉’是楚语词，它可以上溯到东夷语，‘孛缆’是夷语在高丽语里的遗存。随着夷语融入华夏语，以及夷族向南方的迁徙，‘飞廉’也传播到古楚语、古吴越语，侗台语、南岛语以及藏缅语。‘夷语走廊’，就是解开 ‘风’‘之谜的那根红线”。[13]（P24）“夷语走廊”之说以及“风”为夷语借词的说法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上相关各语言关于“风”的联系，但至此还是未能完全打开“风”字之谜。毕竟“东夷”是对东方民族的泛称，并非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汉语“风”所借的“夷语”是何种民族的语言还有待商榷，况且诸如邢先生所说的那些关于“风”所存在的语言现象还没有得到合理解释。“风”之源还是个谜！

纵观前人的研究，我们发现关于“东夷”后裔之说涉及东北三省历史上的肃慎、鲜卑、靺鞨、契丹等东胡族，以及江、浙、闽、粤等地的“百越”族，却鲜有提到同样位于“夷语走廊”范围内、与楚人及“百越”都有密切联系的“濮人”；而关于“风”语音的讨论涉及了“夷语走廊”中的汉语、朝鲜语、阿尔泰语、藏缅语、侗台语、南岛语等诸语言，却疏漏了关于南亚语的联系。而一般认为“濮人”正是现今南亚语各民族的祖先。濮人地域紧邻楚国西南，楚人自从在江汉流域立国时便与濮人相邻，并且不断吞并濮地扩张，濮人或向北融合于楚，或向南融合于百越，濮文化与楚文化，百越文化的接触交融自是不可避免。那尉迟先生所说汉语之“风”所借的“夷语”会不会是濮人用的南亚语呢？南亚语中的“风”会不会是解开汉语“风”之谜的钥匙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挖掘了汉语与南亚语关于“风”的相关联系，果然找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于是撰写这篇小文，以求教专家学者。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风”的词族与汉语、藏缅语、阿尔泰语及侗台语的“风”的词族不仅存在音义对应关系，而且孟高棉语族语言中“风”的语音演变规律可以合理类推汉语“飞廉”、“风”、“檒”、“梵”、“岚”等词的同源联系，其中以高棉语为代表的原始孟高棉语的复辅音声母语音形式不仅可以合理解释各语言中“风”的双音节形式及双唇塞音声母和舌边音声母的分化，而且其随韵的语音特征还能解释“风”汉语古音-m,-?的共时现象，即解释了邢先生所谓“‘风’字之谜”。我们认为“飞廉”最初借自东夷之孟高棉语，由于东夷与华夏的深度接触融合成为楚语固有词，后又按语音演变规律分化出汉语“风”、“檒”、“梵”、“岚”等同源词。以下详论即可见汉语的 “风”与孟高棉语的“风”有密切联系并非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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